最好的告别

1/23/2026

我一个中学同学很久没见了，十几天突然给我发了微信。说他83岁的母亲上个月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ICU，在医院二十几天的抢救虽然把她从死神抢了回来，但发现她得了结肠癌并有一个很大的肝转移灶，她还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最近肾脏功能急转直下，还开始全身疼痛。当地医院束手无策。他问我该怎么办。我让他去咨询一下我认识并非常尊重的一位精于治疗结肠癌肝转移的外科专家。几天前他回复我，他说那位专家建议对她的癌症不要进行任何手术与化疗，因为这些治疗对她很可能弊多利少，建议目前只专注镇痛治疗。我同学非常伤心，问我难道现代医学就这样无能为力吗，做儿子的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母亲受病痛折磨而死吗？这让我回想起了整整十年前，我自己的妈妈也是突发心肌梗塞，在医院ICU抢救一周后离我们而去。那几天我在ICU外的走廊上那种无能为力的感受又清晰地回到了我的脑海与心灵，一阵阵刺痛，恍惚就是昨天的事。

碰巧最近刚读完外科医生兼畅销书作家阿图·葛文德的《最好的告别》（Being Mortal）。书中关于他父亲阿塔曼·葛文德（老葛文德）那段从患病到离世的经历，读来格外令人动容，极具启发性。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疾病与死亡的故事，更是一场关于在医学极限面前如何看待生与死，学习与逝去的长辈告别的深刻教学。我就与我这位同学分享了这本书的这部分内容，我想这个故事可能能给我同学一些安慰。

作为一名在俄亥俄州执业多年的杰出泌尿科外科医生，老葛文德的一生是建立在“掌控”之上的。他掌控手术刀，掌控患者的生死，掌控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交圈，他还在印度的家乡资助建造了一所大学，并一直热心参与管理。然而，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七十多岁的一天。当时，他正身处网球场，这曾是他最引以为傲的领地，但那一刻，他突然感到双腿一阵异样的发麻。随后，这种不适蔓延到了他的手指——那是外科医生的生命线。核磁共振检查揭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他的高位颈椎内部，脊髓中央长了一个不小的星形细胞瘤。这是一种极其罕见的肿瘤，它并非长在脊髓外侧可以轻易剥离，而是像树根一样深深扎进了脊髓。对于一名医生来说，这个结果意味着他不仅面临死亡，更面临着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威胁：渐进式的瘫痪，直到彻底失去呼吸和行动的能力。

最初，父子俩的反应是典型的“技术医学”思维。他们走访了全美顶尖的神经外科专家，寻找那个能“修好”脊髓的人。然而，高位脊髓手术的风险极高，一位权威专家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手术极有可能导致立即瘫痪，不手术肿瘤会或快或慢地进展最终仍会瘫痪。于是，老葛文德做出了他生命中第一个关键的、带有哲学色彩的决定：他拒绝了立即手术，选择了“观察”。这一选择反映了葛文德全书的核心思考：如果生命的长度是一个无法逃避的命题，那么我们在当下应该追求什么？对于老葛文德来说，只要他还能拿稳手术刀，还能在晚宴上与朋友谈笑风生，他就愿意带着体内的“定时炸弹”继续生活。他选择了一种与病共存的姿态，这种姿态让他在确诊后的几年里，依然维持了一个外科医生的尊严和社交生活。

然而，表面的平静终究会被打破。几年后，肿瘤的生长让疼痛变得无法忍受，他的双手开始失灵，甚至无法独自穿衣。此时，“观察”已不再是选项，手术成了缓解痛苦的唯一手段。在手术前夕，真正决定命运的并非医生的手术方案，而是父子之间的一场灵魂对话。阿图意识到，如果他们不预先设定底线，一旦进入手术室，父亲的生命将完全交给那套以“维持体征”为最高目标的医疗程序。他问父亲：“你最担心的事是什么？你对生活的最低要求是什么？”老葛文德给出了极为清晰的界定。他告诉儿子，他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作为一个失去自主生活能力、失去社交能力、甚至插着管子失去意识被困在床上的“生物躯壳”活着。只要他还能思考、还能与人交流，哪怕有些身体残疾，他也愿意活下去。这个底线，成为了后来那个惊心动魄时刻的指南针。

手术当天，阿图在手术室外的等待室里，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段时间。手术开始每多久时，主刀医生班兹突然走出来，带给阿图一个灾难性的消息，病人心脏出现严重异常，暂时稳定下来了，如果继续完成手术，可以大大减少或减慢四肢瘫痪的风险，但很有可能因发生心肌梗塞下不了手术台（死在手术台上）；但如果不接着完成手术，病人一定会很快四肢瘫痪，余生很可能只能躺在床上，毫无自主生活能力。在那一刻，阿图作为儿子的情感与作为医生的理性剧烈冲撞。如果按照传统医学的“保命”逻辑，第二种选择能确保病人暂时活下来，哪怕是瘫痪地活。但阿图脑海中回响着与父亲在手术前的对话。他意识到，如果让父亲以四肢瘫痪的毫无自主生活能力的状态醒来，那将是对父亲人格最大的背叛。于是，阿图做出了决定，请求医生继续手术，尽管父亲可能就此离世。这是一种极其艰难的博弈，它不是在追求“活得更久”，而是在追求“像他希望的那样活着”。

幸运的是，班兹医生高超的技术保住了那一线生机。手术后，老葛文德虽然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康复期，虽然他必须穿着沉重的颈托，行动也大不如前，但他确实回到了他最看重的社交生活中。他依然能参加晚宴，依然能主持他的研究项目。这次决策的成功，证明了医学在面临生死博弈时，最重要的参数不是成功率，而是对病人价值观的绝对尊重。

但癌症的剧本注定没有完美的结局。在经历了短暂的稳定后，肿瘤再次反扑，化疗和放疗的副作用迅速摧毁了老葛文德最后的体力。当他开始陷入幻觉、感到剧痛、甚至无法从床上起身去洗手间时，阿图意识到，最后的时刻到了。此时，医学体系再次伸出了它那双“强硬”的手。医生们提议再次住院，尝试新的化疗方案或姑息性手术。但阿图和父亲都明白，那不过是在用巨大的痛苦去换取几天或几周毫无质量的存活。在生命最后的十字路口，老葛文德展现了最后一次勇气。他拒绝了回到医院，选择了居家安宁疗护。这个决定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抗”，转向了“安抚”。

在那个宁静的家里，阿图看着父亲在吗啡的作用下缓解了剧痛。他们不再讨论血液指标，不再关注肿瘤的大小，而是讨论家族的往事、讨论对未来的希冀。父亲在清醒的时候，平静地与每一个人告别。这种告别不是在满是消毒水味的ICU里匆忙完成的，而是在一个充满尊严、被爱包围的环境中缓缓发生的。老葛文德最终在睡梦中平静离去。对他而言，这不仅是一次生命的终结，更是一次意志的凯旋。他在儿子的帮助下，成功地绕开了那些冰冷的医疗陷阱，在生命的尽头守住了那道名为“自我”的防线。

阿图·葛文德在书中通过父亲的故事，向我们传达了一个近乎残酷却又无比温情的真相：我们无法选择是否老去，也无法选择是否死亡，但我们可以在这必经的旅途中，选择以何种方式度过最后的时光。这种选择要求我们打破对“治愈”的执念。在传统的医疗观念中，死亡往往被视为一种技术性失败，是医生和病人在战场上的溃败。但老葛文德的经历告诉我们，真正的成功在于，当死亡不可避免时，医学能够退后一步，让位给人的情感、价值观和尊严。一个人的生命质量，往往取决于他能否在最后的日子里，依然作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被对待，平静而不太痛苦地与这个世界告别，而非作为一个“濒死病例”被操纵与管理，以致甚至没有与亲友告别的机会。

故事的最后，阿图将父亲的骨灰带回了印度，洒入了恒河。那一刻，他感到的不是失败的苦涩，而是一种深沉的圆满。他父亲不仅活到了生理的极限，更活到了精神的终点。这段旅程教会了我们所有人：最好的告别，不是在病床前声嘶力竭地挽留，而是提前开启那场关于“底线”的对话。它要求我们不仅要有面对病痛的勇气，更要有接纳局限的智慧。老葛文德的故事，是给所有终将面对生老病死的人们的一份极其珍贵的礼物，它提醒我们，即使在死神的阴影下，只要我们掌握了定义的权利，生命依然可以散发出一种庄严而平静的光辉。